■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

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、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。没有强大的研究生教育，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。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导师无疑承担着重要责任。青年导师在自己科研事业起步的同时，面对研究生培养，有诸多困惑。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开设了 “相辉导师学校”，通过提升导师指导能力、规范导师指导行为来提升导师质量。近日，中科院院士杨卫，就青年导师可能会面临的困惑给出了自己的经验。

对每一位大学老师来说，最值得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桃李满天下，这是对一位学者的最高褒奖。给本科生上大课，固然会面对很多学生，但真正和学生有深入接触，还是在指导研究生阶段。

我从1985年开始独立招收研究生，至今36年，我的学生中已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有43人，目前在学界的30位，在企业的13位。我的最大体会是，对青年导师来说，你所指导的第一批学生往往是自己投入最大的学生，导师与这些学生的关系最密切，同时他们也将决定你的未来。对于导师来说，永远都要先学生之忧而忧，后学生之乐而乐。

招学生、出成果，导师永远面对数量和质量的取舍

数量和质量，永远是导师会面对的困惑，不论是招收学生时，还是在追求科研成果的过程中都是如此。

就我的经验而言，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应尽量少而精，这样可以对每个学生悉心指导。团队规模应根据导师研究课题的性质来决定，如果研究课题必须通过组建团队方式才能有效解决，那就可以考虑组成团队式的构型。如果研究课题的重点是提炼问题，或者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独创性的贡献，那么导师就应该少招一点学生，依次指导。

数量和质量，哪个重要，并无一定之规。我在布朗大学工学院读书时的导师，他指导的学生很少。至今，他带的学生总数还没有我带的学生多。包括我在内，他指导的学生只有20个左右。所以我们这些学生辈常开玩笑说“我们师门这一脉是质量重于数量”。

科研产出同样如此。当时布朗大学化学系有两名同时进入准聘期的教师，六年后，只能留一位进入长聘教职。在这六年中，一位教师发表了4篇论文，另外一位发表了20篇论文，期刊的档次都相当。最终布朗大学化学系留下了那位发表了20多篇论文的教师，他确实发展得不错。

那位只发表4篇论文的教师没有获得布朗的长聘教席，却被招到耶鲁大学。因为耶鲁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是他的评委之一，他发现这四篇论文的研究已具大师气象，而且自成一派。这位教师就是昂萨格，他到耶鲁大学后没多久就获得1968年诺贝尔奖。这件事成为布朗大学化学系的最大遗憾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数量不重要，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一个领域的成果数量多了以后，工作才有集群效应，引用也会多，尤其是热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引用数量会非常高，这同样也是一名优秀学者的标志。所以不能盲目的批判数量，也不能盲目的相信数量，而应取决于对研究的推进效果。

青年导师，该“深挖坑”还是“广织网”？

对青年教师来说，还会遭遇的困惑是团队采用什么样的结构。这取决于导师是希望自己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，还是希望成员组成“雁阵”，共同推进科研。两者的利弊同样明显。因为在“雁阵”中，肯定会有一两名学生特别突出，其他学生则未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；而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，每一位学生的发展都是导师必须予以考虑的。

换言之，作为青年导师，你可以担任“深挖坑”的角色，带领团队在某一个方向，共同把研究的“坑”越挖越大，越挖越深。也可以担任发散型“广织网”的角色，这类导师培养的学生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方向，学生慢慢从导师的方向转向培育的新方向，然后把新方向越做越大。

青年导师同样会面临的困惑是究竟跟着一位资深的导师往前走，还是单干？其实，正如跑马拉松时，最开始往往是有经验的人带着没有经验的人跑，然后进入了互助、交替跑的阶段，再往后，年轻人会找到新的方向自己单独跑。这就意味着，学术界并非把年轻人教好了，资深的导师就没饭吃，而是说，年轻人在发展的起始阶段要借力。

不仅年轻导师和资深导师之间如此，导师培养学生同样如此。在你的潜意识中，是希望学生比你强，还是跟你差不多，还是不如你？不同的传道之心会决定你的学生培养质量。

我的导师曾经对我说过，“我们学无先后，你要有足够的自信，我们是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友”。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影响。

身为教师，我们把学生培养好，桃李天下，是一世功德，也是传承。导师要期待并且接受学生比自己强。说实话，我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位，现在学问就比我强。

我从1978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。我所在的专业是固体力学，我们专业的祖师爷是张维先生，他的学生是黄克智先生，也是我的硕士导师。余寿文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副导师，后来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。与我同龄的郑泉水老师、方岱宁老师等后来都当选为院士。当时我们学科曾获全国教学特等奖——有关高质量博士生的规模培养奖项。这个二级学科培养了13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，可说是全国最高纪录。这就是传承的力量。

我们的学生现在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校担任教职。希望若干年后，类似的一批顶尖学科可以具有培养世界水平师资的能力。这也是一流学科的最核心指标。

学术的创新和传承同等重要。2000年左右，是我培养学生最多的时期。当时我的小团队中有10位学生，其中有如今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朱廷，在宾州大学担任教授的张宿林，在埃默里大学担任医学教授的吴筱益，也有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教授的李腾。李腾现在也是科学传播界的流量明星，微信公众号粉丝众多。还有两位学生转行后，现在都是亿万富翁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又有了创新，所以导师和学生一起，最好的状态是共同传承，同时又不断创新。

美好理想和骨感现实之下，青年教师如何抉择

年轻导师在科研起步阶段往往比较艰难，总会觉得理想很美好，但是现实很骨感。我的建议是，科研起步阶段最好是从小切口导向大问题，然后慢慢前往科研的核心路段。很多时候，青年导师所谓的条件之惑，并非自己能力不够，而是思路不够开阔。其次，导师必须认识到，进入研究生阶段，导师培养学生更多的是提供条件和服务以及适当的指导，而不是让学生跟着你的指令发展。

比如，给学生选题时，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课题，导师要花费时间精力与学生讨论。当学生有兴趣、有能力，他们很快会进入和科研契合的状态；而当有些学生的设想太宏大，但又实现不了时，就需要导师和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，或者给学生更多支持。

我曾经有一个学生，他是我在浙大带的第三个学生，非常聪明。他执著地想从事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，目标是探究一门时空量子动力学理论。他不分白天黑夜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课题。我放手让他做了三年，但没能出结果。此时，我找他谈话，建议他先把博士毕业要求的常规条件都完成，然后再做时空量子研究。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博士毕业的要求。为了继续时空量子的兴趣，他选择做博士后，现在已经是第三轮博士后，他在这三轮博士后的工作中，都完成了必须要完成的课题。不久前，这名学生告诉我，时空量子的研究已经完成了40%，但还需要5到10年才能结题。对这样的学生，应该尽力地满足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意愿。

而我在浙大带的第一个学生，则是想法特别多，在读研究生时就参加了挑战杯之类的比赛。成为新教师后不久，他开始从事有关软体机器鱼的研究。课题结束后，他提出希望到马里亚纳海沟去进行极端条件下的软体机器鱼测试。我给他联系了实验室，联系有关科研机构给他150万元经费支持。今年3月4日，他的论文在《自然》杂志发表，并且是封面导读，这可能也是浙江大学第一次在《自然》正刊上发表封面论文。所以当学生有很多新想法的时候，导师只需要提供服务。

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每一位导师都应该有一种意识，那就是培养好学生，不论是手把手教，还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做，导师都应履行好自己的责任。但同时，导师还要做的是，帮助学生树立好目标，确保学生奔着自己的目标始终努力。

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质量关

对导师来说，有学生之后，要先学生之忧而忧，后学生之乐而乐。为人师者，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培养出好学生，而学生创造的知识、荣誉也都与团队息息相关。于是就要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关。

比如，对学生的工作是否信任？学生的实验数据是否可靠？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窍门。学生的论文，导师必须精心修改每一处。比如英语论文，若学生写出的论文初稿，有的地方英语表达疙疙瘩瘩，有的地方却特别流利，这个时候，就要特别当心流利之处——很有可能是摘抄了别人的文字。同时，导师必须和每一位学生充分交流，这样才会非常清楚学生的科研情况，也就比较容易察觉学生提供数据中的瑕疵。

如何组织学生开组会？导师组织学生开组会，最糟糕的是“一言堂”，导师布置任务，讲演一通，布置完任务就散会。其次是“两言堂”，就是学生轮流讲，然后老师轮流评论。这样的组会既不利于课题组互相交流，激发灵感，发动头脑风暴，也不利于导师发现优秀学生。开组会时，往往也是导师发现学生的时候。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，哪些学生总是有话语权，他们则往往是最厉害的学生。有的学生在刚开始讨论时，问题不太熟悉，但是讨论一阵后，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，那他应该是比较好的学生。而组会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学生做完报告后开展的持续性讨论，对某一个话题持续讨论的时长和深度，也代表组会成功的程度。

最后，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协作。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，他当研究生时，70%的东西是跟同学互学的。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、互相学习有时候就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，或者是前面的成员与后面的成员的接力。同学之间虽然也有竞争压力，但也是一种进步的动力。作为导师，就是要及时了解学生是否正处在某个关口，并及时给他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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